三星堆文化究竟来自何方？

目前流传脑洞大开的说法，恐怕都混淆了三星堆的时空背景，产生了三星堆文化异常先进的错觉。

文｜麦笛

时隔三十余载，聚光灯再度照在了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

2020 年 9 月，三星堆祭祀坑重启发掘，使它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过去关于三星堆的种种猜想，也在网络上不断发酵。

之所以有这么多脑洞大开的说法，主要原因恐怕是新闻传播混淆了三星堆遗址的时空背景，制造出一种三星堆文化异常先进的错觉，才让民间强行想象各种离奇的解释。

受限于当时的条件，考古工作者并未发现 1 号和 2 号之外的祭祀坑。近年经过勘探，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另外 6 个祭祀坑，即 3 号至 8 号祭祀坑。

从目前的发现看，这 8 个祭祀坑的形制、朝向基本一致，应是同一时期、有计划掩埋的。各坑的埋藏物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种类大体相近，均为祭祀重器。新发掘的 6 个祭祀坑所出土的大量新文物，必将丰富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8 个祭祀坑将最终为我们呈现埋藏物的整体面貌，并非过去两个祭祀坑的局部材料所能比拟。

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新发掘的 4 号祭祀坑距今 3200—3000 年，这意味着，4 号祭祀坑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该数据也与过去学界对 1 号、2 号祭祀坑的时代定位相一致。学者们在讨论三星堆的祭祀坑与青铜器时，从来都是将它们置于商代的时间框架之中的。

但有人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可以追溯到夏代，因此认为三星堆的文化发展程度要超过中原，甚至认为官方刻意隐瞒或推迟三星堆遗址的时代。主张三星堆先民来自西亚的人，也同样试图将三星堆青铜器的时代提前。

考古学文化指分布于一定区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在一个遗址之内，可能会存在不同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堆积，正如西安城既会出土唐代的文物，也会有现代人的活动。同一遗址内不同时期的堆积，性质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狭义的三星堆文化，指的是三星堆遗址三、四期文化的文化遗存，大概延续了 400 年，基本可对应中原的商代。出土有大量精美文物的祭祀坑，便属于三星堆文化。

具体而言，目前所知的几个祭祀坑属于三星堆文化的末期，相当于商代的晚期。我们不能将祭祀坑出土的遗物追溯到更早的宝墩文化或鱼凫村文化，以至于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比二里头、殷墟的还要早。

碳十四测年是目前判定古代遗物绝对年代的主要方法，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加速器质谱仪的使用，误差已经极小。最近公布的4号祭祀坑测年数据是距今3200—300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其他祭祀坑的测年数据，则有待进一步的测定和公布。

从地层和出土器物看，祭祀坑也处于三星堆文化的末期，与碳十四测年所测得的绝对年代相符合。

此外，祭祀坑的遗物还可以同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遗物相比照。如尊、罍等青铜器，可与殷墟以及长江中游的同类器形相比较，由此可判定这些铜器的大致年代。过去受限于测年技术，所测得的绝对年代偏早，关于 1 号、2 号祭祀坑的具体年代一度存在争议，但从没有严肃的学者会认为这两个祭祀坑可以早于商代中期，这便主要是基于对器物形制的认识。

成都平原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化遗存，可以追溯到距今 5300—4800 年的桂圆桥文化。相对来说，成都平原的开发起步较迟；在同时期的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许多区域业已经过三四千年的发展。距今 5300 年，正是「长江尾」的良渚文化崛起之际，而「长江头」的桂圆桥文化则显得黯淡得多。

在桂圆桥文化之后，成都平原进入宝墩文化时期（距今 4500—4000 年）。宝墩文化与同时期的陶寺文化、石峁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一道，构成了所谓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对应文献中的尧舜时期与夏代初期。

除了宝墩古城，周边尚分布着温江鱼凫古城、郫县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崇州双河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这 7 座古城，共同组成了成都平原上的城址群。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时代和文化面貌相近，学者多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可归入宝墩文化。因此，三星堆也是宝墩文化的一个重要遗址。虽然三星堆遗址在宝墩文化时期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但考古工作者尚未在三星堆遗址发现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墙。

尽管宝墩古城的规模较之同时期的陶寺古城并不逊色，但无论是宝墩遗址还是三星堆遗址，在宝墩文化时期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复杂化。与陶寺文化、石峁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相比，宝墩文化的遗物乏善可陈。有人试图将三星堆与夏朝相联系，但遗憾的是，在夏朝的时间跨度之内，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宝墩文化诸遗址都缺乏王朝的气象。

在社会复杂化方面，长江下游是相对早熟的。距今约 5800 年的时候，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已经出现高度的社会分化，这在 5300 年前横空出世的良渚文化身上有更明显的体现。进入「龙山时代」之后，黄河流域也普遍表现出社会复杂化的趋向。相对来说，成都平原在社会复杂化方面起步较迟，宝墩文化各遗址所发现的墓葬极少发现贵重的随葬品，社会相对平等。

从宝墩文化到鱼凫三期文化再到三星堆文化，社会发展程度已有大的改观。这一转变的导因，学者多认为是受到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以及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外界的刺激下，成都平原开始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冶炼技术是从西亚、中亚逐步进入东亚地区的，先是黄河上游，继而是黄河中游，青铜冶炼技术在东亚地区得到了创造性的转化，突出体现在块范法的运用。三星堆的青铜器更在其后，目前所知成都平原的青铜器不早于商代中期，且其青铜冶炼技术和铜料都是东亚本土的产物，而不是从域外直接输入。

有些人误解了三星堆青铜器的时代，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比二里头文化还要早，不免本末倒置。三星堆的青铜器的确独具特色，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同时期一骑绝尘乃至于碾压中原地区的文化。

至于三星堆文化的去向，同样没有那么神秘。

燎祭完成之后，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从广汉的三星堆转移至成都的金沙。三星堆衰落的时间，正是金沙崛起的时间，二者恰好前后相继。而且金沙遗址所出土的青铜立人、黄金面具、玉牙璋、玉琮等器物，简直是三星堆祭祀坑的翻版，二者显然存在承继关系。

三星堆遗址未见水患等自然灾害的痕迹，也未见外部入侵的迹象，故政治中心的转移更可能是源于内部的某个政治事件。徙都或政权更迭之类的事件（如古书有杜宇迁都郫邑和禅位鳖灵的记载），可能便是三星堆文化的统治阶层向金沙转移的导因。

从二里头到殷墟到西周，青铜器以容器为主，其性质为祭祀祖先的礼器，而绝少以青铜表现神祇的形象。三星堆则不同，夸张的青铜面具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与中原传统异趣。

• 三星堆 2 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左）；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的吴城文化青铜面具（右）

前面提到，三星堆文化是在土著的宝墩文化、鱼凫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具有地方色彩并不足为奇。同时，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的突变是在外部刺激下完成的。

除了二里头文化，殷墟文化也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三星堆遗址所出玉琮、玉璧、玉戈等玉器以及青铜尊、青铜罍、铜铃等铜器，与同时期的殷墟存在很大的交集。

但三星堆与殷墟的交集，很可能不是直接来自中原，而是通过长江中游传递的，三星堆青铜尊、青铜罍的器形和纹饰与长江中游的同类器物更为接近。巴蜀与荆楚之间，向来交流密切。据《蜀王本纪》，代杜宇而立的鳖灵，便来自于“荆”。宝墩文化的城址、筑城方式近于长江中游的传统。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也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有一定关联。

最受世人关注的莫过于来自域外的影响。三星堆遗址地处童恩正先生所提出的“半月形地带”的边缘，同时也位于人类学意义上的“藏彝走廊”，往北连接西北，向南沟通南亚和东南亚，出现域外的文化因素并不足为奇。尤其是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明显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如冯原文化出有类似于三星堆文化的玉牙璋、玉璧、玉戈、玉瑗、铜瑗、陶豆等器物，可见成都平原与东南亚存在密切的互动。

但我们也不宜夸大域外文化的影响，尤其将三星堆先民视作古埃及或苏美尔的移民，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冶炼技术自西亚直接输入，更是缺乏证据。三星堆的青铜冶炼技术是在中原文化和长江中游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只不过中原先民热衷于用青铜铸造大型的礼器，三星堆的先民则更多将青铜冶炼技术运用于神像的塑造。

三星堆遗址所出海贝，在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遗址同样可以见到。三星堆遗址发现大量象牙，殷墟也同样出有用象牙雕刻的器物。这些远方殊物，被赋予了全新的文化意义，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物产的长距离流通现象。

东亚先民原本不尚青铜与黄金，金属冶炼技术系自域外辗转输入。金属冶炼技术进入东亚之后，转而被用来塑造东亚传统的神像和容器，实际上是以新的材质容纳旧的精神信仰，具体表现为青铜神像取代了玉质神像，青铜容器取代了陶容器。

如三星堆的青铜神像，多与鸟同构。神、鸟同构的神人形象，较早见于良渚文化的神徽，在石家河文化的玉人中也有体现。在古书中，句芒等神祇便是人首鸟身的形象。三星堆文化所见“太阳—神鸟—神人—神树”的信仰系统，与长江中下游的传统更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