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战线：阴谋论是场“信息瘟疫”

撰文/丁林

在疫情肆虐期间，阴谋论的传播速度似乎比病毒还快。一些通过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的文章，将新冠病毒视作有人故意制造的“生化武器”，甚至能“精准攻击”华人；也有传言称新冠病毒疫情系实验室泄漏造成的……

这些说法虽然很快被科学家驳斥为“阴谋论”，但对抗疫正面战场的负面影响很难消除。如何判断某个观点是阴谋论？它们为什么会广为传播？

新冠疫情期间阴谋论层出不穷

今年1月31日，有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的学者在预印本网站BioRxiv发表文章，称武汉新冠病毒的S蛋白有4个不连续位点插入序列，跟HIV病毒的氨基酸序列很像，不太像自然进化而来。论文作者暗示，新型冠状病毒是“人工干预”形成的。

这篇论文遭到权威科学家集体质疑有“阴谋论”嫌疑。例如，华盛顿大学Fred Hutch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Trevor Bedford博士明确驳斥了印度论文映射新冠病毒可能并非自然演化的结论，指出新冠病毒目前的结构完全可能源自自然界的随机进化过程。相反，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冠状病毒中的这些片段是来自艾滋病毒，更不要说是人工组装的了。

仅仅上线2天后，印度学者就撤下了该论文，并表示他们的原意不是如此。尽管这样，这一不严谨的研究结果已经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不少社交平台，有网民开始对武汉病毒所连番轰炸，指责病毒是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泄漏出来的。怀疑者歪曲解读了2015年发表在 《自然·医学》 的一篇论文（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研究员是共同作者，她率领的团队是攻克中国SARS病毒源头问题的团队）。该研究中，科学家利用在中国马蹄蝠身上发现的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SHC014）和SARS病毒骨架构成了嵌合病毒，并证明了嵌合病毒可通过SHC014表面蛋白，感染人类的呼吸道细胞。该研究预示着，蝙蝠种群中的野生冠状病毒可能有再次引发类似非典疫情的潜在风险。怀疑者认为，新冠病毒有可能来自人工编辑，因为武汉病毒所“掌握了编辑出动物传人病毒的技术”。

武汉病毒所副所长肖庚富研究员接受科学网采访时表示，上述这篇论文的工作主要是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完成的，石正丽研究员仅提供了SHC014这个冠状病毒刺突囊膜蛋白的基因序列，没有参与用它构建嵌合病毒的具体实验操作，所构建的病毒材料也未引进国内。而且美国团队只开展过小鼠感染实验，未开展非人灵长类感染实验。另外，SHC014与此次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相似性仅有79.6%，它们不是近亲。也就是说，武汉病毒所从未合成、保藏过2015年发表的这项工作中由美国团队实施构建的嵌合病毒，也未对该嵌合病毒进行后续研究。

上面只是本次疫情大量阴谋论的两个例子。但大量阴谋论归纳起来，其实都是“人造基因武器”和“实验室泄漏”两个故事的变体。实际上，此前围绕SARS病毒的诸多阴谋论，主要也以这两个故事为蓝本。

2月19日，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共 8 个国家共 27 名科学家在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联名在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并对中国抗击新冠疫情中的科研、公共卫生、医务工作者予以支持。同时，发表声明的科学家们还认为，在这次疫情中，中国科研界对相关数据共享迅速、公开且透明，这一局面如今正受到猜测该疾病起源等谣言的威胁。

联署作者列举了总共9篇在最近两个月内发表的关键论文，以证明新冠病毒的起源是野生动物，而非人为的病原泄漏或基因编辑。

同一天，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官网发表《致全所职工和研究生的一封信》表示：“网络流传涉及我所若干谣言对坚守科研一线的我所科研人员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严重干扰了我所承担的战‘疫’应急科研攻关任务。但回首过去一个多月的艰辛付出，我们问心无愧！”

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郭德银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阴谋论从来不需要提供证据，但科学需要。”虽然阴谋论“起跑早”，但经过一个多月的科研攻关，来自世界各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对新冠病毒全基因组进行分析并公开发表结果，这些结果压倒性地证明该冠状病毒和其它很多新发病原一样，都来源于野生动物，而不是人为制造。阴谋论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损害全球共同抗击该疾病的工作外，别无他用。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资料照片。武汉拥有全国首个最高生物安全等级“P4 实验室”这个事实，助长了“病毒泄漏” 阴谋论的传播。图片来源/ gov.cn）

信息时代助长阴谋论的传播

很显然，阴谋论越来越盛行与网络时代兴起有关。通过网络，各种观点传播更自由、更宽松，阴谋论能得以快速形成和流通。此外，科技专家成为阴谋论的“反派主角”，也有很强的网络时代印记。

首先，当代科技迅猛发展，许多前沿知识普通民众无法消化吸收。加之原子弹爆炸等给人们留下强烈印象，人们普遍对高新科技感到陌生、怀疑、忧虑甚至恐惧。

其次，基于商业考虑，电影和大众文化偏爱煽动情绪的阴谋论故事，影视剧中充斥着性格偏执扭曲的“疯狂科学家”，影响了大家对科学家的看法。

最后，当代社会越来越成为技术治理社会，专家在各个领域的权力的确越来越大，个人信息大规模泄露、专利造假等事件也让公众日益警惕科技专家滥用权力。

疫情暴发时阴谋论往往更多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Brendan Nyhan解释，每次疫情期间，受影响的人们都会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觉得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但却不明白这种威胁到底是怎么来的。此时，民众急需一个简单的解释，帮助他们获得某种心理释放。

然而，真实世界往往是复杂而又难以解释的。于是阴谋论便正中人们的下怀——几乎所有的阴谋论都会杜撰出一个邪恶的组织（或者个人），把责任都推给他（们）。这一类解释符合人类“因果”的理解，能缓解人们对未知的恐惧，所以容易流传得特别广。

历史上此类阴谋论屡见不鲜。2015～2016年，南美洲曾经暴发了寨卡病毒疫情，巴西民众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情绪。因为这种病毒是依靠蚊子传播，于是当地民众普遍相信这个病毒是某个实验室在研究“转基因蚊子”时人工制造出来的，一不小心释放到了环境中。

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寨卡病毒导致的“新生儿小脑症”源于一种巴西国内普遍使用的杀虫剂Larvicides。其实这种杀虫剂的作用对象是蚊子的幼虫，但民众很容易把它想象成对于人类婴幼儿也有药效。虽然科学家们一直在辟谣，告诉民众这种灭蚊的杀虫剂其实对于控制疫情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当局最终还是禁止了这种杀虫剂的使用。

可以看出，阴谋论不仅仅是一种“安抚人心”的谣言，错误的认知是会害人的。

▲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刊 文指出，新冠疫情是第一个真正 的社交媒体“信息瘟疫”——网 上有过多难辨真假的信息，可能 导致人们在需要帮助时，被虚假 信息所误导。（图片来源/ technologyreview.com）

阴谋论会“先入为主”

既然如此，究竟应该怎样阻止阴谋论的传播和扩散呢？巴西寨卡疫情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又一个研究阴谋论的机会。Nyhan教授及其同事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在网上招募了1000多名普通巴西民众，并将其随机分成了两组。一组直接告诉他们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辟谣信息，另一组则告诉他们另外的相关信息，但不是直接辟谣。

该研究结果显示，两种方案都不能改变民众对待阴谋论的态度——相信阴谋论的还是相信。更糟糕的是，那些听到世卫组织辟谣宣传的民众，反而开始不信任官方信息源了，就连权威组织发布的其他与防疫有关的正确信息也受到怀疑。换句话说，正面辟谣不但不成功，反而有害。

康奈尔大学科学传播博士贾鹤鹏也指出：当阴谋论的一些要素构成了人们的思维框架后，他们就快速地应用这种框架来解释新获取的信息。很多科普文章虽然在第一时间就会驳斥阴谋论，但它们提供的信息往往进不了笃信者的脑子。

事实上，本次新冠疫情中，即便各种驳斥阴谋论的观点出现后，网络空间中仍然有人隐晦地继续声称该病毒不可能经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甚至声讨在《柳叶刀》联名发声的科学家是为了“洗地”。

阴谋论可能将战“疫”引向歧途

在科学证据还未充分出现之前，不怎么花时间就能编造出来的阴谋论总会跑过消耗时间的科学研究，后果当然是把人们与疫情的斗争引向歧途，延迟控制疾病的时间。但这种情况更惨重代价就是，更多的人会受到疾病的损伤，甚至死于疾病。

2003年，尼日利亚就有人传播流言，称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不安全，会导致儿童成年后不育。由于没有及时通过科学证据来破除流言，尼日利亚北部两个州停止接种。这一事件也让本来趋于消失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卷土重来，也让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战略目标失败。

针对持续出现的阴谋论声音，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强调：“错误的信息使医卫人员的工作更加困难，它转移了决策者的注意力、引起混乱，并向公众传播恐惧。世卫组织目前不仅仅是在与病毒斗争，还在与散布虚假信息、破坏疫情应对工作的人员斗争。”

为了让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和早日取得胜利，用科学证据作为武器粉碎流言是必须的，也是整个抗疫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寨卡阴谋论的Nyhan教授已将相关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今年1月29日出版的《科学·进展》杂志上。他在论文结尾写道：针对传染病疫情期间盛行的阴谋论，公共卫生系统的官员们应该重新考量自己的应对措施。也许最好的办法不是直接辟谣，而是采取另外一些更加迂回的做法，比如加强正面引导的科普教育。■

来源：2020年3月2日北京科技报《战“疫”》应急科普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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